《中國研究》2023年7月（第90期）在網上提前出版！本期焦點放在三篇有關香港研究的文章。這些文章為學界提供了有關香港政治格局演變的寶貴見解，讓讀者能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的社會運動、工會和新聞挑戰。
聲明：以下文章僅代表作者的觀點和分析，並不反映《中國研究》編輯部的意見。
文章：民主的基石？香港社區的休眠和實踐公民身份
過去十五年間，香港經歷了數次社會運動。那麼人們的政治參與是如何隨著時間演變呢？在這篇文章中，袁瑋熙博士和莫哲暐博士探討香港社運人士在相對政治平靜時期的社會動員，也是他們所描述香港社會運動的「低潮」。
作者們引入了「深耕細作」的概念，指的是在地方層面傳播民主理念和公民實踐。這概念在香港可能為人所熟悉，但在學術界研究卻屈指可數。
袁、莫二人研究了大量案例以及對本地社區團體進行了訪談。這篇文章為我們提供有關香港社運人士在社會運動低潮期間的政治參與的新見解。他們的活動可能沒有立即產生結果，但卻為長期的社會運動奠定了基礎，並在2019年之前為香港的政治活動的持久性擔當了關鍵角色。
在一定程度上，這篇文章不僅揭示了香港在困難時期社會運動的「高光」時刻，還為目前香港帶來一丁點希望，突出了香港民間社會在逆境中的堅韌和適應能力。
文章：2019-2020年香港抗爭運動期間新工會的浪潮：走向社會運動工會主義
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新工會的出現。 Anita Chan 教授和 Sallie Lau 細緻地研究了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並探討了它對更香港社會運動的影響。
作者們採訪了來自新舊工會的勞工界人士及工會組織者，並提出了香港「社會運動工會主義」的概念。他們認為，這一現象與 2014 年的雨傘運動形成了對比，後者強調個人主義和自我激進。相反，這些新工會在無領導運動中充當了統一的力量，彌合了因「無大台」而引發出分裂和協調之間的差距。重要的是，它們還與過去的勞工運動建立了聯繫，表明香港活動主義的連續性和演變。作者們認為，這些職業工會的形成表明了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對運動的參與。例如，醫管局員工陣線就是這些新工會的典型例證：他們在2020 年 2 月疫情初期組織了一次罷工。
總體而言，這篇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理解 2019 年社會運動的動態。 「隨著街頭暴力的加劇，社工、醫務人員和新聞工作者等專業群體在實踐中體現出他們的社會關注…職業工會的形成意味著中產階級成員對物質不公正的認可。」 現在，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而其中大部分工會皆被噤聲。然而，我們仍應記住這些中產階級的力量。
文章：超越自我審查：香港國安法下的新聞風險文化
在反送中運動經歷了一年之後，香港政府於 2020 年引入和實施了國家安全法。起初，它並沒有立即在香港社會引起巨大的焦慮，直到國安法生效的第一天的起訴行動，隨後又進行了幾次拘捕，人們才開始擔憂。李立峯教授的最新文章探討了國安法對香港媒體格局的影響，探索新聞記者在自我審查和維護專業性之間必須保持的微妙平衡。
李教授採訪了43位具有不同專業經驗的記者，當中包括從僅有幾年採訪經驗到超過30年經驗的記者，也包括前線記者、攝影記者、編輯和節目製作人。這些數據非常寶貴，特別是自國安法通過後，香港人越來越不願意接受采訪。
通過採訪，李教授為香港媒體行業發展動態提出了的寶貴見解。他指出，「大多數記者最初並沒有預見到法律壓制的範圍和速度，但隨後發生的事件引發了普遍的風險感知。」 這些事件包括對《蘋果日報》六名高級編輯人員的逮捕、《立場新聞》的關閉和香港電台的重組。李教授運用了風險文化的概念，這通常僅在商業管理中使用。他邀請讀者反思香港媒體在法律壓制面前是否做出了過多的讓步。特別是，在面對不確定性時，記者和新聞機構重新評估了自己的報導，以保護新聞來源。
這篇發人深省的文章提出了有關當今香港記者角色和麵臨的挑戰的重要問題。最後，李教授提出了一個思考問題：香港媒體是否做出了過多的讓步？這不僅是記者需要思考的問題，而是所有香港人都需要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