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2023年7月（第90期）在网上提前出版！本期焦点放在三篇有关香港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为学界提供了有关香港政治格局演变的宝贵见解，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的社会运动、工会和新闻挑战。
声明：以下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分析，并不反映《中国研究》编辑部的意见。
文章：民主的基石？香港社区的休眠和实践公民身份
过去十五年间，香港经历了数次社会运动。那么人们的政治参与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呢？在这篇文章中，袁玮熙博士和莫哲暐博士探讨香港社运人士在相对政治平静时期的社会动员，也是他们所描述香港社会运动的「低潮」。
作者们引入了「深耕细作」的概念，指的是在地方层面传播民主理念和公民实践。这概念在香港可能为人所熟悉，但在学术界研究却屈指可数。
袁、莫二人研究了大量案例以及对本地社区团体进行了访谈。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有关香港社运人士在社会运动低潮期间的政治参与的新见解。他们的活动可能没有立即产生结果，但却为长期的社会运动奠定了基础，并在2019年之前为香港的政治活动的持久性担当了关键角色。
在一定程度上，这篇文章不仅揭示了香港在困难时期社会运动的「高光」时刻，还为目前香港带来一丁点希望，突出了香港民间社会在逆境中的坚韧和适应能力。
文章：2019-2020年香港抗争运动期间新工会的浪潮：走向社会运动工会主义
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工会的出现。Anita Chan 教授和 Sallie Lau 细致地研究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并探讨了它对更香港社会运动的影响。
作者们采访了来自新旧工会的劳工界人士及工会组织者，并提出了香港「社会运动工会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一现象与 2014 年的雨伞运动形成了对比，后者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激进。相反，这些新工会在无领导运动中充当了统一的力量，弥合了因「无大台」而引发出分裂和协调之间的差距。重要的是，它们还与过去的劳工运动建立了联系，表明香港活动主义的连续性和演变。作者们认为，这些职业工会的形成表明了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对运动的参与。例如，医管局员工阵线就是这些新工会的典型例证：他们在2020 年 2 月疫情初期组织了一次罢工。
总体而言，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 2019 年社会运动的动态。 「随着街头暴力的加剧，社工、医务人员和新闻工作者等专业群体在实践中体现出他们的社会关注…职业工会的形成意味着中产阶级成员对物质不公正的认可。」 现在，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其中大部分工会皆被噤声。然而，我们仍应记住这些中产阶级的力量。
文章：超越自我审查：香港国安法下的新闻风险文化
在反送中运动经历了一年之后，香港政府于 2020 年引入和实施了国家安全法。起初，它并没有立即在香港社会引起巨大的焦虑，直到国安法生效的第一天的起诉行动，随后又进行了几次拘捕，人们才开始担忧。李立峰教授的最新文章探讨了国安法对香港媒体格局的影响，探索新闻记者在自我审查和维护专业性之间必须保持的微妙平衡。
李教授采访了43位具有不同专业经验的记者，当中包括从仅有几年采访经验到超过30年经验的记者，也包括前线记者、摄影记者、编辑和节目制作人。这些数据非常宝贵，特别是自国安法通过后，香港人越来越不愿意接受采访。
通过采访，李教授为香港媒体行业发展动态提出了的宝贵见解。他指出，「大多数记者最初并没有预见到法律压制的范围和速度，但随后发生的事件引发了普遍的风险感知。」 这些事件包括对《苹果日报》六名高级编辑人员的逮捕、《立场新闻》的关闭和香港电台的重组。李教授运用了风险文化的概念，这通常仅在商业管理中使用。他邀请读者反思香港媒体在法律压制面前是否做出了过多的让步。特别是，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记者和新闻机构重新评估了自己的报道，以保护新闻来源。
这篇发人深省的文章提出了有关当今香港记者角色和面临的挑战的重要问题。最后，李教授提出了一个思考问题：香港媒体是否做出了过多的让步？这不仅是记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是所有香港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