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海上安全的研究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极地治理。 作为海洋领域新兴的战略空间之一，中国对南北极事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本文总结了我最近阅读的一些研究，当中讨论了自 2014 年以来中国在极地地区的野心。有趣的是，正如其它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领域一样，其争论点一直是中国极地治理的「真实」意图。
报告：中国不断扩大的南极利益：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这是一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在2017 年由新西兰汉学家 Annie-Marie Brady 教授发表的一份政策报告。 该报告相信是根据Brady同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作为极地强国》所编写的。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多年来在南极的战略不断演变，并优先考虑对其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影响。 具体而言，航运路线、南极资源和军事相关研究的战略为中国值得注意的地方。 她还举例说明了解放军如何与国家海洋局等民用机构密切合作。 例如，解放军积极参与推进在南极军事相关的技术研究，如卫星安装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的撰写时间与国家海洋局发布《中国南极事业》白皮书的时间差不多。有趣的事，虽然海洋局在白皮书强调了中国在经济和科学的政策，Brady对中国在南极洲的类军事活动表示担忧。
报告：中国的南极野心
Yun Jiang 与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 （AIIA）和 China Matter 于 2022 年联合发表的报告则认为，西方媒体夸大了中国在南极的野心。 她批评Brady对中国「未申报的军事活动」的分析，认为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南极条约》允许的。 她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南极大国，而只是一个中等力量。 然而，她仍对中国「专注于确保获取和使用南极洲的资源，而不是保护南极洲」的政策取向表示担忧，而正正因此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 她表示，「虽然中国并没有试图打破这个（南极）体系，但它正试图让它得以遵从自己的利益。」
她其中一项政策建议非常有意思。在处理中国在南极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时，她建议澳大利亚应该「诉诸中国自己的论述」，如「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确保中国参与南极洲的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总体而言，这份报告是对中国南极政策的客观而谨慎的分析。
报告：中国的北极愿望
这份由 Linda Jakobson 和 Jingchao Peng 于 2014 年撰写的 SIPRI 政策文件， 它被认为是国外对中国北极政策的首次全面评估。 两位专家认为，中国的北极野心最早可追溯到 2009 年，慢慢将自己从一个在北极没有主权的「北极局外人」重新定位为在该地区拥有各种利益的「近北极国家」。他们研究了中国在北极的参与者，尤其是研究机构和经济活动者，以及他们如何为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演变的角色做出贡献。
今天回顾他们的分析，Jakobson 和 Peng 的研究可算是充满前瞻性。 正如他们所说，「中国政府将坚持通过外交，逐步增加其参与北极治理和资源开发相关决策的机会」。
书籍：《中国在北极的作用：观察与被观察》
这是中国南海研究所 （NISCSS）研究员洪农于 2020 年发表的英文书籍。 本书是首批涵盖2018年《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的英文著作之一。作为中国极地治理的新兴学者，洪博士提出了中国在北极的三大利益：航运、资源开发和科学研究，皆是经济为主要驱动因素的。 然后，在每个政策领域，她从多边和双边两个维度审视了中国在北极的政策。
与其他中国学者一样，洪博士描绘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积极的一面，她认为中国遵守现有的规范和秩序。 因此，这本书倾向于化解西方对于「中国对北极政治构成威胁」的论述，她亦提出北极国家应与中国开展更多对话合作以实现互惠互利。建议虽好，但我认为洪博士缺乏对中国政府官方叙述的全面评估，过度接纳中国在北极政策所主张的四个关键原则，即尊重、发展、理解和保护。 她似乎忽略了中国的外交措辞，这正是Jakobson 和Peng 报告的重点。 例如，洪博士需要更彻底地研究的是中国利用非国家行为者在北极事务中去提升自己的角色，而这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