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國海上安全的研究興趣在某種程度上涉及極地治理。作為海洋領域新興的戰略空間之一，中國對南北極事務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本文總結了我最近閱讀的一些研究，當中討論了自 2014 年以來中國在極地地區的野心。有趣的是，正如其它中國外交政策中的領域一樣，其爭論點一直是中國極地治理的「真實」意圖。
報告：中國不斷擴大的南極利益：對澳大利亞的影響
這是一份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在2017 年由新西蘭漢學家 Annie-Marie Brady 教授發表的一份政策報告。該報告相信是根據Brady同年出版的著作《中國作為極地強國》所編寫的。這份報告認為，中國多年來在南極的戰略不斷演變，並優先考慮對其傳統和非傳統安全的影響。具體而言，航運路線、南極資源和軍事相關研究的戰略為中國值得注意的地方。她還舉例說明了解放軍如何與國家海洋局等民用機構密切合作。例如，解放軍積極參與推進在南極軍事相關的技術研究，如衛星安裝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報告的撰寫時間與國家海洋局發布《中國南極事業》白皮書的時間差不多。有趣的事，雖然海洋局在白皮書強調了中國在經濟和科學的政策，Brady對中國在南極洲的類軍事活動表示擔憂。
報告：中國的南極野心
Yun Jiang 與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 （AIIA）和 China Matter 於 2022 年聯合發表的報告則認為，西方媒體誇大了中國在南極的野心。她批評Brady對中國「未申報的軍事活動」的分析，認為這些活動實際上是《南極條約》允許的。她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南極大國，而只是一個中等力量。然而，她仍對中國「專注於確保獲取和使用南極洲的資源，而不是保護南極洲」的政策取向表示擔憂，而正正因此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分歧。她表示，「雖然中國並沒有試圖打破這個（南極）體系，但它正試圖讓它得以遵從自己的利益。」
她其中一項政策建議非常有意思。在處理中國在南極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時，她建議澳大利亞應該「訴諸中國自己的論述」，如「生態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來確保中國參與南極洲的環境問題和氣候變化等議題。總體而言，這份報告是對中國南極政策的客觀而謹慎的分析。
報告：中國的北極願望
這份由 Linda Jakobson 和 Jingchao Peng 於 2014 年撰寫的 SIPRI 政策文件， 它被認為是國外對中國北極政策的首次全面評估。兩位專家認為，中國的北極野心最早可追溯到 2009 年，慢慢將自己從一個在北極沒有主權的「北極局外人」重新定位為在該地區擁有各種利益的「近北極國家」。他們研究了中國在北極的參與者，尤其是研究機構和經濟活動者，以及他們如何為中國在該地區不斷演變的角色做出貢獻。
今天回顧他們的分析，Jakobson 和 Peng 的研究可算是充滿前瞻性。正如他們所說，「中國政府將堅持通過外交，逐步增加其參與北極治理和資源開發相關決策的機會」。
書籍：《中國在北極的作用：觀察與被觀察》
這是中國南海研究所 （NISCSS）研究員洪農於 2020 年發表的英文書籍。本書是首批涵蓋2018年《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的英文著作之一。作為中國極地治理的新興學者，洪博士提出了中國在北極的三大利益：航運、資源開發和科學研究，皆是經濟為主要驅動因素的。然後，在每個政策領域，她從多邊和雙邊兩個維度審視了中國在北極的政策。
與其他中國學者一樣，洪博士描繪了中國參與北極事務的積極的一面，她認為中國遵守現有的規範和秩序。因此，這本書傾向於化解西方對於「中國對北極政治構成威脅」的論述，她亦提出北極國家應與中國開展更多對話合作以實現互惠互利。建議雖好，但我認為洪博士缺乏對中國政府官方敘述的全面評估，過度接納中國在北極政策所主張的四個關鍵原則，即尊重、發展、理解和保護。她似乎忽略了中國的外交措辭，這正是Jakobson 和Peng 報告的重點。例如，洪博士需要更徹底地研究的是中國利用非國家行為者在北極事務中去提升自己的角色，而這也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