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发布了一份评估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状况的政策报告。该报告审视了中国研究在教学、研究和知识传播三个关键领域的发展情况。毫无疑问，这份报告在学界引发了讨论，而作为一名其中一份子，我对这份报告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注：以下观点为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教与学
作为一名一直在研究澳大利亚各个大学的教与学的人，这份报告与我的研究兴趣不谋而合。根据报告，澳大利亚只有八所大学提供与中国相关的课程。然而，它也承认仅仅根据课程名称来量化课程数量有其不足之处。
该报告强调了澳大利亚中国研究项目的优势和不足之处。它首先欣赏大多数学府均有提供具有关于中国基本知识的一些课程。公共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和国际商业等学科通常都会包括一到两节关于中国的讲座，这一方面表明了澳中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亦促进了中国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然而，该报告也对本科荣誉和研究学位课程的局限性提出了关切。事实上，在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招生人数正逐年下降，这表明学生可能对于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发展感到犹豫。该报告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然而，职业前景、数据收集的挑战以及缺乏稳健的中国研究博士研究课程等因素可能是导致其原因之一。澳大利亚各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应对这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课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广泛的中国语文课程。正如报告中提到的，语言和翻译课程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中国研究专业中占主导地位，这一发现与我去年的小小研究相吻合。这些课程的毕业生通常能操流利中文，尤其是普通话。然而，教育机构需要意识到，并非每个与中国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精通中文。如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课程能更跨学科，则能迎合更广泛的职业发展路径。
研究能力
作为英语语言上对中国研究贡献第四大的国家，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人员在各个领域的发表相当广泛。报告发现，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涵盖了多个重要领域，包括公共卫生、公共和外交政策、商业和金融等。
然而，该报告亦强调了某些研究题目在澳大利亚学术界稍为欠缺，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文学、国家治理、政策过程和精英政治的理解需要提高。但这个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这是源于目前在中国难以获取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精英政治等领域的相关资料或文献。
报告特别关注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ARC）为中国研究提供的资助相当有限。自2010年以来，ARC对核心中国研究的资助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出现下降。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研究领域的问题。由于研究的局限性，区域研究往往难以从ARC获得研究资金。此外，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削减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的资金，使在中国和区域研究越来越困难。话虽如此，笔者乐见报告提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智库与公共知识传播
除了学术界外，报告还探讨了澳大利亚智库和政策研究机构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发展，并探讨它们如何将研究成果传达给公众。尽管澳大利亚拥有几个专注于中国研究的顶级研究机构，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报告指出，政府和大学内的利益相关者表示政府和私人企业对中国研究的应用有限感到关注。
这个问题或许与报告中提出的另一个关注点有关：中国研究的就业市场规模，许多澳大利亚最具中国研究能力的年轻人在与中国相关的职位上并没有得到好的机会发展；在私人企业中，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专家很难找到长期的研究和合作机会，而这个问题再次归因于缺乏研究资金。
总结
鉴于澳中关系的紧张状态，这份及时的报告对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进行了适当的评估。虽然报告中仍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范围，比如中国研究的课程结构、课程设置、研究题目以及对外干涉的担忧等。但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乐见这个领域得到重视并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希望通过这份报告，会有更多年轻的中国研究专家加入这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