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在媒體中聽到關於中國是修正主義者的說法。 但是，在國際關係中，修正主義到底是什麼呢？ 近年來，學者們開始辨別出不同類型的修正主義。 在這裡，我介紹三篇我最近讀過的文章，深刻地描繪修正主義是個怎樣的概念。
（文章）國家修正主義與國際政治中的本體（不）安全性：伊朗及其核行為的複雜案例
Maysam Behravesh的文章探討了國家修正主義及其與本體安全性的關係，並以伊朗為案例。 作者觀察到「國家修正主義」在理論和實證研究上都受到了低估，認為其定義—— “對現有結構和資源（物質或觀念）的分配模式的不滿，以衝突/戰爭或容易導致衝突 的方式進行改變」過於嚴苛，假定了所有修正主義國家都願意承擔推翻現有秩序的代價。
相反，Behravesh提出，各國對國際秩序的不滿有不同的反應。 他將「厚修正主義」描述為透過攻擊行為進行再分配，有時涉及領土變更。 相較之下，「薄修正主義」是透過防禦行為進行再分配。 它以一些非軍事行為來擾亂既定結構，卻不涉及領土變更，通常涉及非正式途徑，或在國家的邊界內進行權力最大化的行動。
Behravesh使用伊朗的核子計畫來闡明他們的觀點，探討了伊朗1979年在革命後形成的「抵抗認同」，正是國內受到對國際秩序的不滿和不公正的驅動，其緊張局勢源於什葉派 派系認同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衝突，特別是由美國所領導的國際秩序。 文章也提出伊朗如何透過伊斯蘭認同去妖魔化非伊斯蘭的西方國家並美化其過去，從而形成一種敵西方的認同。
作為一篇理解國家修正主義及其與本體安全性的關係的文章，它提供了全面性概念框架，本身獲益良多。
（書）地位與崛起大國的挑戰
Steven Ward的這本書探討崛起大國在行動中所展現的修正主義思想和野心，他認為，了解修正主義國家的意圖和態度至關重要。
與Behravesh不同，Ward透過國家的不滿程度和對世界秩序產生影響的能力來區分修正主義國家。 他將對於分配感到不滿的國家的目的為獲取更多某物的慾望，例如更多的影響力、更多的領土、更多的財富和更多的地位。另一方面，對規範不滿的國家希望改變現狀秩序的規則、規範和體製作出抗議，甚至推翻。
該書也深入研究崛起大國的內部政治，揭示了其內部動態如何影響走向拒絕主義政策。 Ward強調，國內政治影響國家全球治理的角色，並探討當中政策變革的路徑。 案例研究分析豐富，涉及威廉明時期的德國、日本帝國、二戰期間的德國，以及二戰後的美國。
書中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對當今世界秩序有著重要的啟示。 Ward認為，崛起大國渴望更高地位與維護現狀秩序的動機之間有著緊張關係，並認為崛起大國對地位固化的擔憂，加上面對不公正的對待，可能導致政策的激進轉變。
總的來說，這本書為解釋大國在國際衝突中產生的不滿提供了較新的視角，提出崛起大國可能採取的行動背後的邏輯和風險，有助於理解近年國際秩序的變革和挑戰。
（文章）嵌入式修正主義：網路、機構與對世界秩序的挑戰
國際機構如何形塑修正主義行為？ Stacie Goddard的文章可能是這個問題的最佳答案。 她認為，一個國家在國際機構中的地位影響其修正主義的行為。
廣義而言，所有國家對自己秩序的地位都有一定程度的不滿，不論是對某些規則或規範的不滿，還是對整個結構的不滿。 基於其策略和地位，Goddard提出了四種修正主義類型。
首先，融合式修正主義國家與國際機構網絡有高度的接觸。 然而，在網路之外，它們的聯繫卻有限。 因此，它們很可能透過其機構的參與度，試圖從現有秩序內部帶來改變。
橋接式修正主義國家在機構網絡內外都有很高的接觸。 因此，它們會尋求基於規則的改變，並利用現有的途徑和自身的影響力去實現他們的目標。
另外兩種類型則與「厚修正主義」相仿。 孤立式修正主義國家在機構網絡中接觸有限，但在外部聯繫方面卻有很高的連結。 因此，他們更傾向於退出現有的機構體系，並建立一個獨佔的網絡去發揮其影響力。 最後，流氓式修正主義國家指那些在機構網絡中接觸有限，且與其他國家關係較差的國家。 由於手頭上的資源有限，它們會採取霸權主義等暴力手段顛覆現有國際秩序。
放在今天的背景下，Goddard認為中國是新興的橋接式修正主義者。 雖然中國透過機構建立了新的經濟和政治關係，但這些關係主要是為了回應特定的需求，而不是作為挑戰自由秩序的手段。 然而，她也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連結將塑造中國修正主義的成本和利益，且存在改變和認同轉變。
總的來說，這是一篇理解修正主義分支的基礎閱讀，個人強烈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