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網誌中分享了一些關於學者對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文章。 今天，讓我繼續介紹三篇關於中國在不同政策領域發揮影響力的文章，都是我最近閱讀的。
（文章）中國全球漁業治理的方式：在打擊非法、未報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撈中的權力
這項研究由我的一位朋友兼合作者Annie Song博士所帶領。 她和她的團隊研究中國在全球漁業管理中不斷發展的方式，並在打擊非法、未報告和不受管制（IUU）的捕撈問題成為關鍵參與者，在國內外均發揮其影響力，並塑造 治理一些規則。 在國內，中國實施旨在遏制非法捕撈活動的政策，包括控制遠洋漁業船隻的數量，制定遠洋漁業規定，並在特定的公海海域實施捕撈禁令。 這些國內措施不僅符合反非法捕撈的規範，也強調了中國解決為此全球問題的付出。
在國際層面上，中國積極參與談判，並在製定有關打擊非法捕撈的規則發揮關鍵作用，透過參與國際漁業平台，使國家能塑造與非法捕撈活動相關的定義和規定。 這種刻意參與顯示了中國的製度權力，並策略性地影響塑造符合其自身漁業利益的規則，從而保護中國的遠洋漁業並在國際舞台上保護其地緣政治利益。
而中國在國內和國際機構的努力，反映了它在全球漁業治理中有著更廣泛抱負。 透過將建立一些與中國海上行為一致的規則，使中國在國際社會獲得更多掌聲。 不只賦予中國更多的影響力，而且在全球漁業這個複雜領域中贏得了合法的認可。
整體而言，這篇文章為中國在塑造國內和國際漁業管理規定方面日益增長的角色敲響警鐘，令全球更加意識到中國正在自己定位成全球海洋治理重要和合法的參與者。
（文章）中國透過影響技術標準化的力量
在地緣經濟競爭的複雜格局中，技術主導權的競爭變得更為關鍵。 也正因如此，技術標準成為大國競爭的一個戰場。 近年來，中國有計劃地利用技術標準制定來增強其國家的力量。 Tim Rühlig的這篇文章則研究了中國在成為科技標準化大國的行為。
Rühlig認為，中國對技術標準化的影響主要有七個方面，並遠遠超出了純技術的影響力。 例如，中國的透過積極參與標準制定組織（SDO）來制定國際標準，推動國內技術在全球範圍內採用，從而為中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上提供競爭優勢。 相對而言，它也為外國競爭對手設定了技術標準壁壘，使中國公司能夠主導本地市場。
此外，技術標準在供應鏈中也相當重要，並成為中國提供了建立主導地位的手段。 透過制定被國際廣泛採納的標準，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控制著關鍵技術和基礎設施，從而確立其至關重要的角色。 這不僅增強中國的經濟發展，也使中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影響力。 再加上中國策略性地利用技術標準化作為技術轉移的管道，使尋求國內市場的外國公司被迫將技術轉移給中國的合作夥伴，從而增強了中國的技術能力並提升其經濟影響力。
總的來說，透過對全球市場的廣泛接觸，中國在推廣其技術標準方面使其成為關鍵產業的主導角色。 這不僅使中國能夠制定規則，也塑造了技術發展，鞏固了在國內外的經濟影響力。 正如Rühlig所指出的，中國對技術標準化的掌握已成為一種戰略工具，以確保它在全球經濟舞台上的主導地位。
（文章）中國的海洋漁業與全球海洋治理
這是另一篇關於中國在海洋漁業方面擴張的文章，由Hongzhou Zhang和Fengshi Wu所撰寫。 它探討了國內的漁業發展，並提出它對全球海洋治理的影響。
文中指出，中國的海洋漁業經歷了兩個關鍵變化：中國的外向擴張以及對高市場價值魚類的追求，這些轉變推動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捕撈船隊和捕撈業，引起全球關切。
而這些變化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不斷增加的壓力。 為了追求利潤，中國公司和漁民參與了對瀕臨滅絕的海洋物種的非法捕撈活動，而這種魯莽的活動不僅幾乎滅絕這些物種，而且削弱本身已經十分脆弱的全球海洋生態系統。
此外，外向擴張的中國漁業導致非法捕撈事件和爭端不斷增加，為國際社會帶來了挑戰。 隨著中國與鄰國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阻礙了在管理共享海洋資源方面的合作。 而這些問題的結果是導致全球治理框架受到了削弱，並阻礙了法規的發展。
這篇文章也討論了中國在改革起海洋漁業部門的國內政策和政策。 然而，由於社會政治環境和全球治理的障礙，阻礙了政策改革和執行，更不用說自身薄弱的執法系統，破壞了中國在海洋的可持續性與國際合作。
儘管這篇文章是在2017年寫的，我仍然認為它非常有用。 可以說，與以前相比，中國已經在解決永續捕撈的問題上付出了很多努力。 然而，它仍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漁業國家。 也許，這篇文章可以解釋當中的一些障礙，中國是否真的有能力解決其遠洋非法捕撈問題？